远东战役与东宁要塞

作者:张经纬  来源:原创  阅读  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  张经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打响了历史上著名的的“远东战役”。日本关东军凭借其修筑的所谓“东方马其诺防线”负隅顽抗,但最终没能改变其覆灭的命运,很快便溃败投降。这个问题很大、很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这段历史也是东北亚近代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重要内容,国内外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下面请允许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仅就远东战役与东宁要塞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不当之处,诚望批评指正。

 

一、远东战役的背景

 

日俄在我国东北的扩张争霸,不用追溯得的太早,即便从对千岛群岛、我国库页岛的争夺到甲午战争时期“三国干涉还辽”、对朝鲜半岛的争夺,也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可以说,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演进中,我国的东北地区也是两国争夺霸权的重要场所,同时,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也成为东北亚地区这一段历史发展的主脉络之一。

 

二战后期,随着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败亡,作为当时世界上第二个法西斯大国的日本陷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滚滚洪流中,但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集团并没有从希特勒的失败中清醒过来,军国主义分子依然蛊惑他们的人民进行所谓的“大东亚圣战”。1945年2月,苏、美、英3国首脑在雅尔塔共同签署了一份秘密协定,协定规定在德国投降、欧洲战争结束的2个月或者3个月之内,苏联即参加对日作战。从此日本法西斯的灭亡进入了倒计时,实际上斯大林始终惦记着远东的利益,只是没有出现最佳的出手时机而没有下决心而已。1941年 4月,当横扫欧洲的德国军队准备挥师东进的时候,斯大林就开始考虑与德国的盟友——日本的关系了。当时无论是苏军高层和德国高层都认为与对方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唯一不定的是战争的日期和时机问题。对苏联来说,远东地区虽然也是利益攸关,然而当时最为担心的是与德国和日本进行两线作战。此时,已领教过与苏在张鼓峰、诺门坎交战而惨败的日本高层也清楚的看到,由于欧洲战事正酣,世界的焦点都集中在那里,而美丽富饶自然资源丰富的南亚、东南亚则出现了所谓的“掠夺空白”。于是为了利益,已放弃“北进”、确定“南进”战略的日本则首先主动提出与与苏联修好。双方各自考虑到当时的形势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规定,如果苏德发生战争,日本要保持中立;如果发生日美战争,苏联也不介入。然而这个条约到1945年初世界局势已成定局、法西斯将要灭亡的情况下已形同废纸。苏联更于4月5日通知日方废除了该《条约》。苏联调兵遣将,陈兵百万于中苏东北边境,已经处在临战的边缘。

 

二、东宁要塞与东北要塞群

 

在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中,日俄、日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旋律。从日俄战争到日本等帝国主义干涉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日本帝国主义对俄、对苏联始终保持着进攻态势。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基础上,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日本的侵略野心愈加膨胀。为了防备日本的进攻,从1932 年开始,苏联加强了其在远东的武装防御力量,同时在国境及沿海重点地带修筑军事工事。日本针对这一情况,在中朝、中苏、中蒙边境上修筑了一条长达1000 多公里的关东军要塞。

 

1933 年初,关东军驻黑河特务机关长宫崎义一向上级报告了苏军在国境及沿海地带修筑防御军事工程的情况。这一消息引起日本高层的极度重视, 10 月,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铃木率道大佐一行对“满”苏国境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对修筑要塞的必要地点进行调研与论证。“1934 年5 月12日,关东军司令官菱刈(yi)隆大将签发了‘关作命第589 号命令’,于是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中苏边境第一批的要塞工程施工作业正式全面启动。”从1934 年6 月开始,关东军要塞的修筑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期1934—1939年,是基本建成国境要塞阵地,并配备国境守备队的时期;第二期1940—1944年,在强化要塞态势、增强与扩充第一期工程的同时,实施新的大规模要塞工程;第三期从1945年起修筑通化等地的双重阵地开始进入‘全满洲国’要塞化时期。”至1945 年8 月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关东军要塞的附属工程仍在修筑中,没有最终完成。

 

关东军要塞“这条防线长达1000 多公里,经过与齐格菲、马其诺、曼纳海姆等世界著名防线比较,认为是现代战争史上最长的防线”。而关东军要塞不仅仅在战争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永远霸占中国东北和企图侵略苏联的历史罪证,也是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见证。可以说,关东军要塞既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的实物史料,也是进行近代史及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物教材。
关于要塞群的研究,前些年很多同志已经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我们东宁县文管所的宋吉庆、毕玉芬两位前几年发表了《从东宁要塞几次劳工反抗暴动,看关东军对劳工及特殊工人的奴役统治和残暴镇压》一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东宁要塞修筑的劳工来源、劳工的劳动环境、劳工的归宿和反抗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通过他们的调查报告,我们一斑窥全豹,可以想见整个东北要塞群的构筑一定侵透了我们中国人民的鲜血。由此我们也想到,对整个东北要塞群以及所涉及的诸问题都还需要我们下大功夫去挖掘、补充、抢救不同形式的原始资料。

 

三、东宁要塞打响远东战役第一枪和最后一枪

 

关于远东战役在东北境内的开战、停战时间,各种资料的说法不尽相同。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资料看,说“8月9日零时以后”各线发起总攻应该没有问题。时间也应该是战争发生地的时间。莫斯科为东三区,北京为东八区,东京为东九区,东宁要塞在“满洲国”,而“满洲国”在日本统治之下,所用时间是东京时间。下面几条材料可以说明这一点。

 

《苏联红军进攻东方马其诺防线》一文说,莫斯科时间8月8日下午17时(日本时间8日23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按照预定时间会见了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莫洛托夫不等佐藤提出任何问题,立即将早已准备好的对日参战宣言交给佐藤。半小时后佐藤回到使馆时,电话线已被破坏。试图在莫斯科电报局通过明码向东京发报也未能成功。其实此时一切已无济于事了:在远东,当时已经接近8月9日零时。(《苏联红军进攻东方马其诺防线》资料来源网络,插图安然)

 

关东军后来的档案记载了当时的狼狈情况。9日零时,日军大本营得到情报:“苏军自东部国境及满洲里方面展开攻势”,“日本敌机来袭吉林、佳木斯、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四平、新京、罗津、清津、元山等”。此时的关东军仍然判断苏军“从轰炸情况看,其用意似在恫吓”。然而随后的各方面报告,关东军终于判明苏军已开始全面进攻。当山田乙三在9日下午13时乘飞机抵达已经被苏军炸得弹坑遍地的新京机场时,战争已经爆发了十几个小时。(《苏联红军进攻东方马其诺防线》)

 

日本学者岛田俊彦在《日本关东军的覆灭》一书中记载:八月五、六两日,在虎林方面的松阿察河地区,发生了苏军小部队的越境事件,在绥芬河正面,苏军部队调动频繁,但并没有被看成是全面进攻的先兆。八月九日凌晨一点左右,关东军总司令部接到驻牡丹江第一方面军的电话报告,说:“东宁、绥芬河正面之敌已开始进攻!”据此我们可以这样判断当时的情况:8月9日零时以后,苏军从几个方面同时发起进攻,从关东军司令部接到报告的情况看,东宁要塞打响了远东战役攻守战的第一枪。

 

8月18日下午,关东军司令部终于向所属各部下达了投降命令,并通知了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旋即,华西列夫斯基指示各方面军“立即占领长春、奉天、吉林和哈尔滨这几个城市”。之后几天,东北各地日苏双方联系投降受降问题。然而零星的战斗却一直持续到8月底。

 

东宁要塞的攻守战较为惨烈,关东军守军只有约两千人,苏军以两个军的兵力久攻不下,以后改变战术,实施迂回,留下一个加强师围攻,并以五百架轰炸机和四十门火炮轮番轰炸二十四小时,倾泻各种弹药七千吨,仍未攻克。直到八月二十六日,东宁要塞日军奉上级军官告知日本天皇已宣布投降才向苏军投降。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东宁这个地方不仅打响了远东战役的第一枪,而且也是远东战役在中国东北战场的鸣金收兵之地。通俗得说就是第一枪和最后一枪都是在东宁打响的。

 

四、关于远东战役评价问题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这一行动对于加速日本无条件投降,提前结束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在过去中苏双方历来的政治文件和研究著作中,或者出于政治需要, 或者由于思想禁锢, 人们都较多地强调了苏联出兵对于援助中国抗战和促进远东和平的政治意义,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提出对远东战役的全面评价问题。

 

应该说,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角度看,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目标是消灭日本关东军, 与中、美、英等盟国一道, 彻底摧毁日本的军事力量, 结束战争, 实现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然而,在总体肯定其正面、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揭示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狭隘民族主义问题。正面评价远东战役的成果已汗牛充栋,我们也都基本赞成。来东宁前我们有幸及早拜读了中国人民抗战馆的老师们编著的《抗战时期苏联援华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一书,该书对抗战时期苏联对我国在道义、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援助有系统的介绍和评述,对战时中苏关系、特别是苏联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也有较详尽的描述,不再赘述。这里,请允许我较多地谈谈后面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由二次大战结束回溯半个世纪的日俄、日苏关系史不难看到,从甲午战争时期“三国干涉还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半个世纪的历史演进中,我国的东北地区是两个地区大国角斗的主战场,苏联远东战役的决策过程与沙皇俄国的远东战略目标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国家民族利益始终是其考量宣不宣战、何时宣战的首要因素。中国在最困难的时候祈求其参战是梦想,中国在不祈求其参战时想不让其参战也都不行。

 

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再远的不说,甲午战争之后,沙皇俄国以军事力量为后盾, 以“干涉还辽”为契机,开始向中国东北渗透。通过开设华俄道胜银行, 修建中东铁路, 强行租借旅顺和大连, 一个独占中国东三省的“ 黄俄罗斯” 计划开始全面实施。不到10年的时间, 沙俄一举实现了以建立和保护太平洋出海口及不冻港为中心的远东战略目标。

 

然而, 好景不长,沙俄在中国东三省的势力发展直接威胁到日本及其在华利益,终于导致了1904—1905年以中国东北为战场的日俄战争。结果,沙皇俄国战败求和, 从而丧失了除北满外在远东的几乎全部权益。此后,沙俄的远东政策略有调整:一方面将其矛头转向外蒙古, 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实现“用朝鲜交换蒙古”的计划;一方面迫于德、俄矛盾日益激化而在远东与日本结盟, 通过4次“日俄密约”,确保其在北满的垄断地位。

 

通过“十月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列宁采取了正确的远东政策,可惜于1924年去世。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则相当严重。在我国东北问题上也表现得很是突出。九一八事变之后, 国际局势急剧变化,西面有德国民族复仇主义的恶性膨胀,东面有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只好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方针,将主要力量用于欧洲方面。而在远东,苏联一方面对日本采取妥协、中立的态度,不仅承认了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傀儡政府,而且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转让中东铁路给日本, 以此安抚日本;另一方面暗中鼓励和支持中国政府对抗日本,力促中国各派力量形成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以此牵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通过这样的远东政策,成功地保证了其东线的稳定和安全,也为战胜德国法西斯,取得二战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实质上斯大林只是暂时在远东利益方面做出了让步。

 

欧洲战局稍有好转,斯大林就在雅尔塔会议之前,几次或明或暗地对美国提起沙俄在远东的权益,并表示苏联对远东是有“政治要求”的。在决定远东未来命运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在谈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时,明确地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指出这些曾是沙俄的权益。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甚至堂而皇之地写明:“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益”。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当天的演说中特别提到日俄战争的问题。斯大林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的污点,而为了清洗这个污点, “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斯大林演说之后, 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还率人于9月6日特意前来旅顺, 为日俄战争中在旅顺要塞战死的帝俄官兵敬礼并献花圈。这次意味深长的举动进一步表明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另一个真实目的。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过程和背景是很复杂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与中国政府是否请求根本无关,盟国是否对苏参战提出要求也并不重要,苏联参不参战、何时参战,完全以苏联的全局战略利益及是否能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利益的最大化为决定因素。从欧洲战争一开始,苏联就极力避免处于被迫进行两线作战的危险境地。1939年8月23日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有这方面的考虑, 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也是出于这一目的。因此,尽管蒋介石绞尽脑汁要把苏联拉入对日冲突,而斯大林却一再婉言拒绝, 甚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建议中、美、苏同时对日宣战,斯大林在对蒋介石的复电中仍表示:“我再一次真诚地希望阁下不要强求苏联立即对日宣战”。然而到1942年底,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德国入侵使苏联与英、美结盟;通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进展已经可以看到未来胜利的曙光。正是在这个时候,斯大林显然开始考虑远东的问题了。据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证实,早在1942年8月, 斯大林就主动告诉他,苏联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加入远东战争。同年11月,斯大林会晤当时出任罗斯福特使的赫尔利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到1943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为德黑兰会议作准备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时,斯大林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说:“苏联政府研究了远东的局势,并通过了决议,一旦同盟国打败希特勒德国,欧洲战争一结束,苏联立即对日宣战。”在太平洋战争迫使美国加盟对日作战之后,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重要改变:中国不希望苏联参战。虽然他感觉到这种可能性正在日益增加,但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是使苏联在远东参战的计划“落空”。不过,斯大林是从来不考虑蒋介石意愿如何的。

 

而盟国是否对苏联提出参战要求也并不重要。波茨坦会议之前一段时期,苏联在对日宣战问题上不急于公开表态, 甚至还频繁与日本方面接触,无非有两点考虑:一方面利用美国需要苏联在远东助战的迫切心情,为谋求恢复其远东权益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一方面利用与日本虚与委蛇的外交应酬遮人耳目,以便加紧军事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所以正如小查尔斯分析的,美国这时已经感到:“不管需要不需要,俄国总是要参战的,而且没有办法阻止他们这样做。”

 

就苏联在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及之后的中苏谈判中的表现看,苏联发动远东战役是有政治条件的,是有明确的利益要求的。斯大林以“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借口,提出了租借不冻港、中东铁路和承认外蒙古独立等问题。出兵之前,利益要求随着欧洲战局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具体,出兵之后,则根据远东战役的发展控制中苏谈判的进程,目的还是要在战争即将结束这个关键节点上为苏联获取最大利益。

 

实际上,当苏军发动远东战役之前,日本的失败和投降早已成为定局,只是时间早晚一些的问题。8月17日,日军提出停战交涉,然而不是日军想投降就让你投降的。苏联认为,关东军应于8月20日12时以后停止战斗行为。这种没有要求日军立即停战投降的反常举动,显然表明苏军对当时战斗的推进和战果还不满意,而一旦宣布接受日军投降,就有可能招致中国和美国介入受降。苏联希望利用达成停战协议以前的时间,加速扩大在“满洲”的占领区。事实上苏联也正是在8月18日到20 日之间短短的两三天里,依靠空运部队和地面快速先遣部队相继抢占了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长春、沈阳、承德、旅顺、大连和平壤的。这样, 苏军便以最小代价取得了辉煌战果并占领了整个东北。

 

战争结束后,苏联不仅通过与蒋介石政府签约实现了之前提出的不冻港、中东铁路和外蒙独立等要求,而且还掠夺了大量的“战利品”。据联合国调查团1946年12月报告的估计:苏联占领期间“满洲”的经济损失达8.58亿美元,而恢复和重建这些企业的费用则达20亿美元。据蒋介石得到的报告,苏联运走的资产,占东北电力设备的65 %和钢铁工业设备的80%, 而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的煤矿则“都被劫掠”。总之,苏联依靠军事占领,在东北攫取了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利益。最成功的外交,莫过于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苏联通过出兵东北,实现了在远东的政治目标。就其结果而言,战后苏联在远东获取的势力和利益,不仅全部恢复了沙皇俄国40年前之所失,而且超出了雅尔塔秘密协定和中苏条约的规定。同时,苏联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比它在欧洲战场付出的要小得多。

 

五、加强对远东战役及要塞群研究

 

(一)加强远东战役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这在大会报告及大家的论文中,已多有论述,我们很认同和支持。这里不再赘述。

 

(二)关东军的独断专行问题:有些日本学者喜欢在细节问题上纠缠, 批评关东军独断专行,目的是为日本政府开脱责任。关东军确实存在独断专行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种情况在日本学者岛田俊彦的《日本关东军的覆灭》一书中有多处的细节描写。如何看待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关东军与参谋本部、军部、政府之间,有时在处理“满洲”问题上意见相左,往往是在出手的时间、时机、处置的方式方法上存在分歧,是激进与缓进的差别,是鹰派与鸽派的分歧,在大的方面,在侵略霸占东北问题上,本质上是相同的。鸽派的扩张野心没有因为鹰派的独断专行而有所收敛,政府的既定政策也没有因为关东军的独断专行而改弦更张。

 

(三)日俄解密档案的充分利用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表的研究成果看,在利用日俄档案方面尚显欠缺,原始资料的支撑尚显薄弱。关于二战的俄国解密档案、美国解密档案,华东师大的东亚研究所都有不少。国内直接的日本解密档案少些,在日本可在国会图书馆查询。通过查阅档案资料,掌握第一手材料,我们的远东战役和要塞群研究会更上一层楼。

 

(四)抢救挖掘口述历史、搜求实物证据问题:二战末期参加远东战役的攻守双方的士兵都已80多岁,参加要塞群建设的中国劳工,初期参加的都在90岁以上,中后期参加的也有80多岁了。这些人健康的活在世上的已经不多。如何在他们离世之前,把宝贵的经历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留存下来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五)争取地方政府支持与课题立项问题:上述两个问题,使用外国档案也好,实地调研也好,都涉及到出差、出国,也就是关键的钱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继续争取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二是要争取省级、国家级的课题立项,也可以考虑与国内的研究机构、国外的基金财团展开合作。

 

(六)研究方法问题:纵观这些年有关远东战役和东北要塞群的研究,有不少好的有份量的成果,研究方法上,特别是对口述历史、实地调查、实物搜求等方面都做得有声有色。我们觉得在今后的研究中,还是要把宏观定性分析与微观实证研究结合起来。没有扎实的微观实证的材料支撑,宏观的定性分析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没有宏观定性的理论分析,微观实证则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陷入国外某些学者的实证主义陷阱。

 

谢谢,谢谢大家!

 

2013年8月14-15日,于东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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